8月17日至20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。13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记者会，通报会议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。修正草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、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、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修改。

　　我国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规定，儿童入读幼儿园需年满3周岁。因此我国0至3岁的婴幼儿通常依靠家庭来抚养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隔代抚养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，但如今，妇女生育二孩的平均年龄已较高，一旦生育三孩，孩子由谁带、如何带，成了不少家庭的关注点。

　　谁来照护孩子的前1000天？除了家庭，社会力量能否提供普惠且专业的服务？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。

　　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

　　三孩生育政策公布后，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曾接受新华社采访，该负责人提到，目前群众生育意愿降低，“90后”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.66个，比“80后”低10%。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，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，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。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；在此前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实施后，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而不敢生，排名前三的原因是“经济负担重”“婴幼儿无人照料”和“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”。调查显示，因为“经济负担重”的占75.1%，“没人带孩子”的占51.3%，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.3%，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.9%。

　　“隔代带娃”依然是主流

　　市民张先生在2020年初喜得二孩，大宝目前正在上幼儿园，妻子全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大宝一出世，祖母、外祖父母便轮流从老家赶来照护，有了二宝之后，老人也变得更加忙碌。

　　张先生告诉记者，他月收入并不高，全家支出主要靠他的工资维持，家庭每月抚养孩子的硬支出主要有小宝的奶粉1000元，纸尿布每月500元，各种辅食500元，大宝上民办幼儿园一个学期（约5个月）学费和午餐费用是15000元，“两个孩子的消费至少占到家庭支出的1/3左右，此外每月还要还6000多元的房贷。孩子消费的大头主要是我们在出，老人通常会给孩子买一些日常的小零食。”

　　张先生告诉记者，在照护孩子方面，他没想过请育婴师，“请外人来看孩子，主要是怕不知根底，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。”

　　张先生曾了解过接收1岁~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，“收费会比请人便宜些，但感觉不是很正规。”聊到是否生育三孩，张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教育成本，“如果生活压力没这么大，我还是会考虑的”。

　　记者调查多户二孩家庭后发现，不少家长期望，二孩家庭乃至未来的三孩家庭能够获得补助、降低税赋。

　　“我希望孩子从出生到上小学前，每月能够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补贴。”市民肖先生的大宝刚上幼儿园，二宝还在襁褓中，目前孩子主要靠岳母带，“两个孩子的硬支出主要是大宝幼儿园每月4000元（托管费+膳食费），奶粉1200元，每月给岳母3000元，另外每年大宝还要上各种兴趣班，加起来已经好几万元，我们经济压力比较大，没请保姆，也不放心找外面的育婴师”。

　　“老人+家政”模式也受青睐

　　记者发现，老人在照护孩子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即使那些请了家政人员照顾孩子的家庭，通常也是老人和阿姨一起带。但如今在大城市，二孩妈妈年龄偏大、家中老人年龄也偏大的情况很普遍，广州卫健委曾公布一组数据：2016年生育二孩的广州户籍育龄妇女中，35岁以上高龄产妇比例为28.2%，接近三成；30岁~39岁的妇女为主要生育人群，占比达到64.5%；而在北京，母亲生育二孩时的平均年龄达到32.59岁。

　　广州市民邱女士今年45岁，属于高龄二孩妈妈。她告诉记者，家里老人因年龄太大无力照顾孩子，现在只能请家政人员来代为照顾，“我们就是在小区楼下的家政中介找家政保姆，不是专业的育婴师，之前全天保姆的薪酬是每月5200元，最近二宝上幼儿园，就请了那种每天只上半天班的保姆，薪酬是3000元。”

　　“我觉得，家里有老人、再配一个阿姨的照护方式是比较合适的。这几年，家政阿姨的薪酬也涨了不少，全天型的保姆费用每月要5000元至8000元不等，我家大宝小时候请全天的阿姨，当时每月薪酬才3800元。”邱女士告诉记者，小型家政机构的保姆薪酬比较低，大型家政机构的保姆，特别是专门的育婴师薪酬上万元的有很多，而目前他们夫妻俩每个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超过1万元。

　　育婴师是照顾0至3岁婴幼儿的专业人士。广州一家大型家政公司的母婴部讲师高媛告诉记者，目前公司签约的育婴师共800多人，其中月嫂的平均薪酬在15000元左右，育婴师薪酬按等级不同每月7900元~12000元。

　　“月嫂针对的是初生婴儿，育婴师则主要针对1岁以上的婴幼儿，我们的收费在行业内算是中上，目前市场对于育婴的需求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，但受到前期疫情的影响，市场也有一些短期的波动”。

　　高媛介绍，去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公告，育婴师、保育员等职业退出了我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目录。如今，育婴师不再由政府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而由用人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颁发证书。因此，公司对月嫂和育婴师的培训非常重视，每隔一天就会开一期班，分别是育婴班、月嫂班，目前每期班都有20多人学习。

　　“我们是2016年才开始设立母婴部，培训并招募月嫂和育婴师，这一行人员流动还是比较大的。和其他家政中介不一样，我们实行员工制，目前有800多人，但经过我们培训出来的月嫂、育婴师数量远不止这些。”高媛说。

　　高媛所在公司的育婴师人数在行内并不算很大规模，在多个互联网家政平台上都挂着好几万名育婴师，“这些人几乎在每个平台上都会挂单，所以在管理上肯定不如我们做员工制的家政企业严格。”

　　育婴师舒瑶来自重庆，她本身也是二孩妈妈，她说：“我们的雇主大部分来自高知家庭，因而想要拿更高工资，我们就要会更多技能，会开车、会英语、学习过幼教的育婴师月收入可以去到1万多元。”

　　37岁的月嫂卢英来自四川德阳，她告诉记者，自己很早就入行，之前一直单干，没有经过系统培训，客户主要是靠熟人介绍，一单生意卢英能赚16000元至17000元。但因为疫情，她在应聘一些家庭时因没有正规的资格证书而不被录用，因此她选择入职家政公司，进行系统培训并获得相关证书。她介绍，公司的培训主要是月嫂的专项技能，有理论课也有实操，比如开奶、产后恢复操、产后妇女心理指导、新生儿日常生活照料、早教、新生儿黄疸观察等，“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将母亲、孩子照顾好，更关键要把所有的技能教会给她们。”

　　卢英介绍，她接手的二孩妈妈年龄普遍为85后到90初，“在公司干肯定没有单干赚得多，但疫情发生后，大家对于月嫂的安全特别看重，不太敢通过私人渠道或者小型家政来找人。我们公司配有专业的营养餐老师、专门检查新生儿黄疸和一些儿科疾病的医生，家长不是购买我一个人的服务，这是整个团队的产品。这让我的工作更有底气和后台。”

　　冯群惠是一名育婴师，经过公司一个多月的培训后正式上岗，从去年开始带一个1岁多的幼童，雇主每个月要支付她8000多元，“他们家的情况是孩子爸爸长期在国外，母亲要上班，主要是我和孩子的外祖父母一起带，这老两口会时不时去旅游，老两口在家时，饭主要是外公煮，辅食是我这边来做；我不住家，每天早上8点半到，晚上6点半走，一到家就换鞋、换衣服，宝宝睡醒后就带他出去玩，回来吃饭和水果，跟孩子玩游戏，合理安排孩子的时间。我们还会做一些早教，比如孩子行为上的引导，帮助孩子良好行为的养成。”

　　解决“托育难题”须各方参与

　　2019年5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意见的基本原则是“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；政策引导，普惠优先；安全健康，科学规范；属地管理，分类指导。”这新催生了很多专门针对0~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。

　　去年，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在市妇联的指导下成立，协会会长成欣欣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婴幼儿托育照护行业在广州的发展蔚然成风，“广州的婴幼儿托育全产业链发展非常完善，包括托育机构、早教机构、互联网社交平台，一大批自媒体公众号、管理技术服务商、科研单位等都参与其中，可以说行业的标杆机构、APP等都在广州。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因为有行业头部企业的存在以及资本的支持，一些小型企业只是被兼并，并未破产。”

　　成欣欣表示，“三岁看八十”并非虚言，孩子的第一个1000天对习惯、社会性的养成特别重要，在一些发达国家，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能达到30%到40%。

　　目前广东省0~3岁的儿童约500万人，入托率仅为7.6%左右，而广州的入托率和全省差不多。

　　成欣欣认为，广东婴幼儿入托率低主要和人们习惯于隔代照护有关。育龄妇女如果要工作，通常由老人来带孩子；大部分外来打工者则是将孩子送回老家给老人带，这种情况还会持续，主要原因是我国家庭资源配置已经形成习惯；另外，这几年新生儿人数减少，入托人数也相应少了。但成欣欣认为，随着家长观念的转变，越来越多人会接受婴幼儿托育的理念。

　　相较于育婴师，婴幼儿托育在价格上相对便宜。成欣欣介绍，目前市场上婴幼儿托育收费平均为每月3000~5000元，在一些郊区的托育机构，加上伙食费只收2000多元的也有，而在珠江新城商圈，收费最高的每月可达20000元。但这两年受疫情影响，托育机构数量增长呈现停滞状态。

　　成欣欣表示，目前0~3岁的托育机构都是民办，“我建议让公办幼儿园去办0~3岁年龄段的托儿所是最合适的，但目前还没有可以执行的规定；将来，我也建议让非盈利机构联合企业一起去主办，帮助解决孩子的托育问题，为我们后代的成长做出贡献。”

　　此外，针对“托育难题”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在去年底接受采访时曾建议：研究将0~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，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，减轻家庭育儿经济压力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家政服务，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，适当增加配偶护理假、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。